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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媒体提到韩市长民调往下降，朱立伦则再次提醒，蓝军一定要团结在一起，任何主将受伤，任何蓝军的民调往下降，都不是好事。对于台北市长柯文哲指蔡英文与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是两大金牛，朱立伦表示，“柯市长的嘴向来是很毒的啦”。但他还是强调，选举本身要靠脚踏实地，实实在在做事，靠好的政见，而不是耍嘴皮，也不是铺天盖地的广告。他在各地受到民众的支持，就是因为他做实事，是一股稳定的力量，肯定的声音很多，没有所谓边缘化的问题。

二是由税务部门统一征管便于核查企业信息，此前漏缴社保企业存在被追缴可能。这一政策调整将对企业利润产生显著影响。有机构测算，假设企业社保费率为30%，如果全额缴税，税后额外增加支出占2017年利润比例超过50%的A股超过300家，影响利润比例超过20%的公司上千家。

对外资金融机构扩大开放，同样有助于解决我国金融体系在服务实体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。在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此前提出的对外开放12条新举措中，取消了外国银行来华设立外资法人银行的100亿美元总资产要求和外国银行来华设立分行的200亿美元总资产要求，取消了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信托公司的10亿美元总资产要求，体现出以开放促进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的含义。这可以增加中小机构在金融体系中的“戏份”，使金融体系更适宜于服务中小企业。这种意在优化金融结构的对外开放，可以为本土机构提供学习范本，倒逼其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，与外资机构一道共促中国实体经济发展。

加强专业化建设，不断提升金融检察水平。根据北京市司法体制改革整体部署，北京市检二分院2016年8月设立了全市唯一的分院级金融犯罪案件专业化办案机构——金融犯罪检察部，坚持专业平台、专业工具、专业素质“三位一体”推进检察专业化建设。打造专业化办案团队，为办理金融犯罪案件提供坚实团队保障。截至目前，北京市检二分院金融犯罪检察部共有6名员额检察官、16名检察辅助人员。其中，具有硕士、博士研究生学历的检察人员约占总人数的64%。作为北京市集中管辖证券犯罪案件的检察院，7名检察人员具有证券从业资格或基金从业资格。

分析人士指出，这一表述不仅堵上PPP项目资本金债务融资的后门，甚至堵上了传统基建项目资本金债务融资之后门。“从总需求来看，社融指标往下走，对整个经济是下拉的，这种预见的领先性是非常确定的。基建方面，地方政府的融资渠道越来越规范，包括银监会年初出文，财金23号文以及对非标的一系列限制。地方政府的筹资能力下降之后，基建投资大概率会往下走。”前述上海某公募基金固收副总表示。

“我们以支付为入口，通过场景渗透、数据沉淀、流量变现，为广大商户提供一站式的支付、金融、营销、管理等解决方案。而这个过程中，其实我们的盈利模式就不在于支付，而在于提供整个行业解决方案以及其它增值服务。”钟红波表示。对此，钟红波认为，供应链业务未来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。但是因为供应链金融领域足够大。具体来说，银行在供应链金融方面具有资金等优势，而支付行业则能够贴近这个行业，根据行业的需求不断地去做出一些调整，可以和银行结合起来用自身的科技力量更好地服务B端。